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家显然在三个领域做出了首要贡献：拯救私有金融体系，防止其崩溃。
但这也可能导致某些不确定的风险经济脱钩的希望和梦想——过度乐观地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能获得必要的资金独自屹立于衰退的世界之中——已经破灭。
显然，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来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以防止失业人数增加及社会不稳定。在过去的14年内，强劲的消费增量始终超出低于正常标准的收入增长步伐，存款不足、过度负债的家庭肆意从房产和信贷双重泡沫中提取消费所需，使2006年末及2007年初的消费支出占实际GDP份额达到创纪录的72％。只有消费者需求产生强劲反弹，才有可能触发典型的V形反转。简而言之，过去十年的辉煌将逆转。因此，亚洲所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目前不是发展放缓就是早已陷入衰退也就不足为奇了。
史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 进入专题： 全球衰退 。制度化的安全网络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和退休金制度的缺乏，使得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存款而不是消费。日本在60－70年代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足。
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日本70年代的做法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范例。日本政府自70年代起大举提高对于社保的投入，10年间政府社保投入从占GDP的2%上升到5%，雇主承担的社保投入从3.5%上升到7%。为什么？因为他们8%—9%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
在80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社保、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不够，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导致了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强烈。
（四）道德危机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折射了中国食品行业的现状，更是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展露无疑。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使部分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留下种种后遗症。一是经济增长要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不能再继续依靠剥削劳工了。此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中国当前经济影响巨大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将双双持续回落，其中出口增速下滑更为剧烈，预计将出口增速将下降6.9%，进口增速下降6.1%。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解的数据是：美国对这三项的投入一般是占GDP18—24%，加拿大是36%--46%，而北欧国家则更多，高达40%--50%。这种不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仅仅追求短期暴利的行为，必将深深的戳伤消费者的心，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形象。政府也系统地采取亲商政策，在企业与消费者、投资-经营者与劳工的关系中，本能地倾向于前者。
社保制度逐渐健全帮助日本居民储蓄率自1977年开始出现拐点下降。二、近忧：面对经济危机需构建经济正义中国的实体经济困难要比美国严重,据人大一个课题组的预测，2009年潜在GDP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2009年潜在GDP缺口比2008年平均恶化了85.3%。
全球经济的失衡模式已走到尽头，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以日为师，是今天中国的一条好路子。
这导致2009年贸易顺差较2008年少增加1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为-5.5%。欧洲、美国、日本三大经济板块的同步小大幅度下滑将使中国的出口带来直接的深度冲击。在藏富于民的问题上，我们也需要学习日本，日本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到1967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时又增加两倍。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二是迫切需要解决公平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反应很迅速，立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直至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
怎么办？我原则上同意陈志武、谢国忠以及张维迎等提出的把国企民有化的主张，就是说将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以实现还产于民，藏富于民。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城乡经济的分割与失调、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矛盾。
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如何形成健康的道德范式，是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难题。
上世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制造业所受影响并不大。而中国在教育、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
我们怀有打造经济强国的雄心是好的，但我们还需要脚踏实地的改变我们目前的经济模型，那就是应该进行技术创新，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能够有效的刺激消费。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远虑（一） 结构失衡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构失衡问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我们中央提倡的是建设和谐社会，那如何建设呢？这需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国民的福利工程。
笔者以为，在这些对策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尤其需要构建经济正义。由于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所出现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
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在社会保障和民生工程方面，目前是要用好这4万亿的投资，政府可以考虑多在民生问题上加大力度，拿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来说，我看到的资料数据是30年来，我们共投入1700亿元不到，只占基础设施的1/6，占GDP的1%，从这个比例上来说，我们的社会福利工作还是需要再加大投入
问题在于，在重税这条道路上，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也从来没有找到过任何出路，而寥寥几次的盛世，却都是在轻税的政策环境下才出现的，如汉、唐之前期，以及康乾时期。如果政府借积极财政大行其道之机，继续给那些巨型的、低效的、与民争利的大型企业输血注资，将使财政大量失血，纳税人的血汗钱将被大量地无益耗费，那时候政府即使想给中小企业减税恐怕也为时已晚了。
对几乎所有的企业家来说，只要有来自外部的一定的保护、激励，资金链不被人为地切断，这个世界上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创业、发展的机会。看来在别处，这也是一条规律。不过，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超6万亿元，算上预算外等收入来源，新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不会少于9万亿元，减税并没有失去财政基础。对消费品中的汽车、汽油等商品征收过高的消费税和燃油税，制约了消费。
目前政府尚未表现出珍惜财政资源的充分诚意，豪华办公场所的建设及公款消费之类的耗费相当惊人，且成了顽疾，让人有无可奈何之感。实施积极财政的目的，本意应是带动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因为只有民间热了，供给才能有效，经济才可能热起来。
此外，从财税体制分析,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严重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收入，不少地方财政将会面临收支困境,很难有能力进行大幅减税，等等。显然，在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中，最没阻力、最快出台的是四万亿，而阻力最大、最难出台实施的政策就是减税。
这一切，都给推行减税政策带来实实在在的压力。以往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两税合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以及酝酿已久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增值税转型等，其实都说不上是政府在执行什么大规模的减税计划，而是行之既久的不合理税制的必要调整的结果。